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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称号标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

2020-03-26
人民称号标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

人民称号标识我国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

时 间:2020年03月26日 02:51

详细介绍

  习总在十九届中央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基本定位是对事物本质属性与发展方向的规定,用“人民”称号来标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根植于人民并掌握在人民手中。作为这一基本定位的制度体现和实现形式,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是我们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要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和维护,无产阶级就必须首先取得国家政权、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而必须“以新的真正的国家政权来代替”[1]。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土地时期,我们党在江西中央苏区独立领导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起了以延安为中心、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政权,成立了边区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在《新主义论》中,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指出,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新主义所要建立的共和国的形式,“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2],并从理论上对新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进行了探索。具体而言,我国新主义所要建立的共和国,应当是由各阶级联合而成的人民共和国、是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主义的基本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主义即人民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些内容是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确认。尽管《共同纲领》还不是一部正式的宪法,但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法律效力上看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基础和战斗纲领,对巩固人民政权、维护人民利益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并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写入大会通过的宪法,成为我国的根本制度。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此第一次以国家根本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要求,1982年12月4日,新的宪法在第五届全国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实施,在此基础上,全国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对我国宪法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修正,使我国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人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宪法对我国国体政体的相关规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基本定位。这一基本定位的历史生成如习总所说,“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3]。

  我国现行的确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主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依照我国宪法相关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负责,受监督;在此过程中,通过代表联络机制,一方面使国家机关得以同代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使代表得以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也保证了我国“一府一委两院”的组织和运行。

  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是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党领导的合作和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其显著特征是:党领导、派合作,党执政、派参政。它反映了我国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了我国制度的特点。与此同时,它能够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缺乏监督或者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解决、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又一项基本制度,它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人民群众通过这些群众自治组织和自治方式,依法直接行使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是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实践。

  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必须坚持我国国家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和各项基本制度。习总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我国现行的确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制度体系,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根植于人民并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制度体系,是能够有效体现人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的制度体系。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就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和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有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因此,“在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将人民当家作主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我国生活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党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因此,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才能得到坚持和巩固,其优越性和先进性才能得到不断发挥。

  此外,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习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5]因此,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坚守中国制度的根本,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但决不能照搬照抄,决不能实行西方制度模式;另一方面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使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复杂且深刻的变化,越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就越要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坚持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以制度之力最大限度体现人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确保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作者分别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副主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1]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 .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5.

  [3]习.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5.

  [5] 习.习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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